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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与泰州学派

文章来源:东台党史方志 发布人:mhsky 点击率:2999 发布日期:201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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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艮的家世与生平

  王艮,本名银,号心斋。艮名及汝止字,均为其师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其结庐会稽山阳明洞侧,故以“阳明”为号)给他改的,取《易·艮卦》“{道止于至善”之意。明南直隶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市安丰镇)人。生于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即1483年7月20日。卒于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即1541年1月2日。享年五十八岁。
  王艮的先世,原居苏州。朱元璋为对国初群雄中与他争斗最激烈、也是争斗到最后的张士诚的报复,把苏州大批居民迁来淮南海滨劳动。王艮的先祖也在迁徙之列,落户地点为泰州安丰场,以烧盐为生,成为世代相传的“灶户”(当时海滨居民分为“灶户”和“民户”)。在封建的法制下,灶户的社会地位低下,类似囚徒。据明《会典》载:“正德'十五年令各府州县囚徒,情罪深重者,不论远近,俱发本省盐场缺人锅下,依照年份煎盐,抵办逃亡灶丁课额”,因而他们受着赋税和劳役的双重剥削。落户海滨的王氏,始祖名~王伯寿,伯寿生国祥、国瑞、国祯。国祥、国祯分别被编入北盛、南盛团(灶)籍。(“团”和“灶”,均为淮南海滨烧盐的群体,至今那里仍有以南团、西团、新团和头灶、二k灶、三灶为地名的)。老大国祥、老三国祯均为灶户;老二国瑞分居姜堰为民户(灶户改为民户,须经政府特殊批准)。国祥生仲仁,仲仁生文贵,文贵生公美,公美生纪芳(排行老三)。纪芳是王王工 的字(王工,读洪,玉器),亦号守庵,其第二子即一代鸿儒王艮。王艮的先世中,有担任“百夫长”的(选老军担任,督理煎盐,催办课税)。有亦盐`亦商的,多为专业烧盐的苦力——灶丁。王艮从小就是一个灶丁(或称“亭子”)。分居姜堰的一支,衍生至王栋(1503-1581,字隆吉,号一庵),是王艮的族弟,曾主持过泰州 “安定(宋·胡瑗,号安定,泰州人)书院”(今省泰中院内、经武桥西侧),是泰州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
  王艮,生活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的上半叶。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衰落的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手工业者(包括“灶丁”在内)和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衰败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更加腐败,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残酷,阶级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置身于这个黑暗社会生活底层的王艮,为谋生存、求发展,不K得不顽强地争斗和迂 前进。他,终于使一个海滨的穷灶丁,锻就为“名垂史册”、受人仰慕的学者。
  王艮的一生,大致上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烧盐、贩盐发家时期(从孩提至26岁);发愤刻苦自学、悟道讲学时期(27岁至37岁);从学王(守仁)门、周流各地时期(38至46岁);独立讲学,自成一家时期(这一时期,为王艮活动的鼎盛时期,47岁至58岁)。
  综观王艮的人生轨迹,他的生活特点是:
  一.王艮在家境贫困的情况下(11岁起就因家贫辍学),忍饥挨饿,踏实地劳动,操持家务和在盐场烧盐,从小就是一个胸怀大志、自立有为的强者。
  二.王艮在生活道路的探索中,曾从事过学医和行医活动,想通过医道来谋求生活之路和医治社会,虽有所成就,但他终究没有把它作为终身职业。他及时调整、改变了自己的谋生轨迹,掌握了生活的主动,把事业的座标无悔无二地定在“做学问”的事业上。
  三.王艮从19岁起随父王守庵从水路、陆路三次(19岁、23岁、25岁)或更多次地贩盐到山东出售,由于他善经营、懂管理、会理财,“措置得宜”,“自是家道日裕”,成为海滨地区颇有财气的富户,这就为他日后脱离劳动、专心致志地从事学习和传道打下了经济基础。
  四.王艮本为一个粗识字的灶丁,在19岁以后开始读《大学》、《论语》、《孝经》。在文化基础极差、居所又偏处在海滨辟地、且无名师指点的困难条件下,发愤刻苦自学,“默坐体道”、“闭关静思”。这样的苦心孤诣,踽踽独行的刻苦学习精神,是奇突而又感人的。毫不夸张地说,王艮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自学成才”者。
  五.王艮不仅刻苦自学,而且虚心尊师求教。开始时他置书怀中,以途人为师,“逢人质义”。但他并不故步自封,满足于一己之得和“道听途说”。他在38岁时听到塾师黄文刚(江西吉安人)说他的学术观点,绝类江西巡抚王守仁。好学心切、求知若渴的王艮,立即冲破家庭的重重阻力,不远千里,趋舟江西,执弟子礼拜见王守仁。在从学王门期间,既“反复推难、曲尽端委”,又“不拘泥传注”、“因循师说”,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有疑即问、即辩。他不仅在从学期间尊师好学,“侍(候)朝夕”,而且在王守仁去世后,还“迎丧桐庐,约同志经理其家”,“往会稽会葬”,并照料其后人。这样的矢志不渝、尊师重道的品德,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六.王艮在讲学传道时,别出心裁、想象异乎常人地采用一些“法门”:如或按《礼f经》制着深衣、戴五常冠、执笏板、乘蒲轮车,“行则规园方矩,坐则焚香默识”;或在门前张贴“招生广告”,谓,“此道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这种使“乡人始而骇”的方法,却收到了“渐而信,久而浸与俱化”的效果。
  七.王艮不仅在家乡开门授徒,而且“周流天下”。他除“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沿途聚讲,直抵京师(北京)”外,还先后在南京、广德、孝丰、会稽、泰州等地讲学和在其乡间(安丰场)构筑“东淘精舍”授徒。传授的对象:“上至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但主要对象为下层社会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灶丁、佣工、农夫、商贩、渔民以及僧道徒众等)。其中不少人在学术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八.王艮一生以布衣传道,终身不仕,采取了与专制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始终保持了与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和一致性。嘉靖八年(1529年,王艮47岁)和十六年(1537年,S\JQ6`
  王艮55岁)两位朝廷高官分别推荐王艮入朝做官,都被王艮婉言谢绝。“郡守召”亦“辞`以疾”。王艮对当时的统治者表白说:“使仆父子安乐于治下,仍与二三子讲明此学,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他不仅终身不仕,而且还教五个儿子(长子王衣,次子王襞,三子王衤是 ,四子王衤甫 ,五子王衤容 )“皆令志学,不事举子业”。所有这些,都标志着王艮与下层人民保持一致,背弃正统文化教养的“异端”本色。

(二)泰州学派的主要观点

  所谓学派,即在一门学问或学术中,由于见地独创或师承不同,形成专门的学问、学术或思想体系的群体或派别。历史上学派的形成和出现,它不同于现代的社会团体的建立,要先有名称、纲领或宗旨和一定数量的成员并经过登记、批准手续等。而是由于学问、学术和思想认识方面的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多为后人给它命名的。如以时代命名的有清代的乾嘉学派;以人命名的有宋代的紫阳(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别号紫阳)学派l;以创始人出生地命名的有明代的姚江(王守仁,因其家乡余姚境内有姚江,故余姚别称s “姚江”)学派。学派中,有的还有分支——称什么门、什么宗的。如姚江学派中,有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清末周太谷(周彀,字太谷,亦字星垣,安徽石埭人,清道光年间在扬州讲学)创立的太谷学派,后分为北宗(主持人张积中,字石琴,仪征人)、南宗(主持人李光火斤 ,字晴峰,仪征人)。南宗传人黄葆年(1845-1924,字锡朋,泰州姜堰镇人)创建“归群草堂”,世人称为“黄门”。o
  中国文化史专家柳贻征(1880-1956,字翼谋,镇江市人)称泰州黄门为“新泰州学派”,以别于明代王艮创建的“泰州学派”。
  王艮创立的学派,因地而名,称“泰州学派”。地以人闻,“派”以地名,这是人杰地灵、人地底蕴深厚的体现。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一生勤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学识博大渊深、包涵很广,在哲学、伦理、社会政治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丰富详实的论述,构成了泰州学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特色。兹将王艮与泰州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散述如下:
  一.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百姓日用之学”,是王艮思想的闪光点和泰州学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进步命题,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百姓日用”一词,在古代儒家虽然提出过,但被“大儒们”说成百姓是不知道“用”的。《易·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这就是说:道,只有天生的君子、圣人甚至“神”,才可以认识它、掌握它、运用它,凡夫俗子——百姓,是绝不可能知道“道”的。王艮一反经典的传统和说教,匠心独具地认为:“百姓日用即道”,“愚夫愚妇”都“能知能行”。他具体地形容“僮仆之往来,视听持行,泛应动作,不假安排”就是“道”,此乃“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他还把“百姓”和 “圣人”放在等同的地位,说:“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这样,“百姓日用”就成了检验是“道”还\是“异端”的标准。他还这样说:“满街都是圣人”,“人人君子”,“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王艮的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小生产者、小市民阶层的要求和愿望,维护了劳苦大众的利益。他的人民性的观点,是具有反封建统治的进步意义的。
  二.王艮的“格物说”,构成他讲学传道的思想基础,具有鲜明的反抗封建压迫的积极意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说,始见于《礼记·大学》。前人说“格物”就是“穷理”,也有人说“格物”就是“格心”。他们分别说,“通过格物的方法,达到穷理的目的”;“格物者,格其心也。正其心者,正其物之心也”。王艮对于“格物”,却与上述不同,他有自己的独特的见解。他创立了自己的“格物说”,因泰州地处淮南,故明末清初硕儒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浙江余姚人,著《明儒学案》62卷>,一生著作多达60余种)称王艮的格物说为“淮南格物”。王艮对“格物”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格物致知四字本旨,二千年来未有定论”。他认为“格,如格式之格,即后挈矩之谓”。“挈矩”,意为度量。他说:“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挈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这就是说:“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已”,“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王艮的这番话,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已”。
  “正已”就是“正身”。正身应人人平等,包括统治阶级在内,概莫能外。这样的观点,与那些封建统治者只要平民百姓“正心”,而他们却可以为所欲为的观点有天渊之别。王}艮的这种尊重人、重视人的价值观的思想观点,正是平民哲学、布衣学者恰好的表现,是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绝唱”。
  三.王艮的“明哲保身”说,是他与封建统治者消极、不合作的体现,起到了反抗封建统治政治压迫的积极作用。王艮主张尊身、安身、保身、爱身。他说:要“以身为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身尊则道尊”。王艮的这些观点,是他的“淮南格物”论的延伸,都是“以身为本”思想的体现。黄宗羲以为王艮的“安身”说,不免开了“临难苟免”之嫌。王艮果然是一位“贪生求安”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么?在封建专制极端残酷暴虐的明代中后期,王艮目睹明王朝对上层官吏动辄杀头、剥皮、廷杖、充军种种可怖景象(对下层官吏和平民百姓那就更加残暴了)。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处、进、退、隐、见等策略,形似消极,实质是以退自保、以退求进的一种手法,是非常明智的,是一种反映社会悲剧矛盾(既有变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有志改革者寻求政治解脱或出路的呐喊和辩解。
  四.王艮对于社会政治类型作出“三种景象”的区分,即羲皇景象、三代景象、五伯(霸)景象。他十分憧憬、向往“羲皇”、“三代”圣世,深恶痛绝“五伯”社会。锋芒所指,不言自明,矛头直指当时的专制社会。他在《王道论》里这样描绘当时的社会:“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众多,制用无节而风俗奢靡。所谓一人耕之,十人从而食之。一人蚕之,百人从而衣之。欲民无饥寒,不可得也。饥寒切身,而欲民之不为非,不可得也”。他明确地主张:重德轻刑,施行仁政;予民教养,让民参政;均分土地,使民乐业。他说:“为人君者体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民之政”。“盖刑以弼教,不得已而后用之”。“刑因恶而用,恶因无教养而生,苟养之有道,教之有方,则衣食足而礼义兴,民自无恶矣,刑将安施乎”?为济困扶贫,共同求富,王艮还在垂暮之年(逝世前两年),亲自起草《均分草荡议》并带头践议,将多余的草荡无偿划分给贫民。这样的具有反封建独占的平均主义、小私有观点和行动,在“田连阡陌”、“一人口插几张匙”的封建地主眼里,把它视为“异教旁门”、大逆不道,而广大劳苦大众则是衷心地拥护和爱戴他的。
  五.王艮的“以孝弟为本”的“孝悌观”,既继承了中国相传数千年优良传统,又突破了“五经传注”的伦理传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王艮自称学的是“总经”(“五经”乃中国传统的经典,“总经”却人所未闻)。这就是说,他学的东西为人所未学,他有一套自己的主见。他说:“盖闻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后以形生。化生者,天地,即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是故仁人孝子,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其义一也”。又说:“事亲从兄,本有其则,孝悌其心,其理自识”。在这里,王艮把事亲和从兄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他认为大家对父母孝、对兄长悌,犯上作乱的人就没有了,社会就安定.了。但王艮主张的“孝”和“悌”,不是绝对盲从,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有所选择。他说:“父兄所为,不可不识;父兄所命,不可不择”。这就是说:对的,当然要尊敬从命;不对的,怎么办呢?他说:“所为未是,不可姑息”;“所命未善,反复思绎”。这些都说明王艮不仅能真心诚意地事奉他的父兄,但绝不是“愚孝”、“盲从”,而且能做到抵制和纠正他们的一些错误的东西。因此说,王艮的“孝悌观”和传统的“孝”和“悌”是有原则区别的。
  六.在教育思想方面。王艮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学风以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学习和教学态度,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三)泰州学派与王(守仁)学的异同

  王艮较王守仁小11岁,师事王守仁断续达九年之久。人们不禁要问:王艮既然师事王(守仁)门如此时久情笃,那么他的学术观点是否属于王门呢?数百年来,学界有认为是,有认为非的,也有说成似是而非或亦是亦非的,甚至还有人说王艮“所创的这个学派,是一个假王阳明学派”,议者纷纭,莫衷一是。
  窃以为王艮从学王门,他的思想渊源有相当的成份来源自王守仁。王守仁是“心学”的集大成者。此前,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三纲五常”视为人们最高道德标准。宋代理学家“二程”及朱熹,把儒家的思想更加具体化、完善化,他们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仍然把“三纲五常”视作“天理”。这样“天理”就成了衡量社-会道德和事物是非的唯一标准。王守仁打破传统,冲出教条,大胆而勇敢地提出了“心学”,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理”,这是对程朱理学的挑战、否定和反叛,是思想认识的一大进步和飞跃。但是,王守仁的“心学”,却把个人的“心”,和心的“良知”看成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一切事物都在我的“心”(意识)中。按照王守仁的“心学”,人的道德观念是天生的,有了私欲只要通过“内心反省”,就可以“致良知”了。因此说`,王学的基本内涵,仍然属于唯心论的先验论。王艮继承了王守仁的“心学”,认为王学是“倡明绝学”,王守仁的“致良知”说,“简易直接,予所不及”。因而,可以说王艮的思想受王守仁的思想影响是比较深的。
  但是,王艮在师从王守仁以前,他的“格物说”就已相当成熟,自立了门户。因而在H拜见王守仁之前,王艮就说:“王公论良知,某谈格物”。相见后,又“相与究竟疑义”,“反复论难,曲尽端委”,坚持独立思考,不“因循师说”,“往往驾师说之上”。在王守仁门下期间,从分歧以至不满,王艮终于进行了一次北(京)行的传道活动。这次活.动,遭到王门同学的非难,遭到老师王守仁的严厉责备。在严师的压力下,王艮虽说:“知过”、“改过”。他“改过”了没有?没有。他用意更为深沉,手法更为隐蔽。他仍坚持原来的主张,继续传其“百姓日用”等方面之“道”。一直到他逝世前三年(55岁)还有人“时有不谅先生(指王艮)者,谓先生自立门户”。简而言之,王艮的学说,有异于其王守仁的,主要是:
  一.王守仁主张“心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王艮却突破了王学的思想框框,认为“身为天地万物之本”。“心”和“身”,虽为一字之异,却反映了以精神性为主体还是以物质性为主体的差别。
  二.王守仁主张“吾心”是“天理”,是衡量是非的标准。“心”,必须“止于至善”,就是正人之“心”,去除“物欲”,就是去恶从善。这还没有摆脱“存天理、灭人欲^”的窠臼。而王艮却主张“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已”,“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这两种不同的正“心”观,也就是“格物”观,一种反映了统治者以“正人”为能事的本质;另一种,则是代表平民、布衣利益,主张人人平等,包括统治阶级在内,必须首先端正自己的行为。王艮的思想显然属于后者。
  三.王守仁主张“致良知”,“唯圣人能致良知,愚夫、愚妇不能致, 愚所由分也”。王艮却主张:“愚夫、愚妇与之能行便是道”。上述二者,一位把圣人安置到神坛上,视百姓如群氓;一位却把圣人从神坛的位置上拉了下来,放到同百姓等同的地位。王艮思想的阶级属性是何等的鲜明!
  毋庸讳言,王艮虽自立门户,创立泰州学派,但在从学王守仁之后,利用了王学的某些范畴,加以改造、发挥,相得益彰,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如王艮把他的格物说与王守仁的良知说结合起来,提出了“复初说”,说:“知不善之动者,良知也,知不善之动而复之,乃所谓‘致良知’,以复其初也”,就是一例。因而,可以说王艮之学,既和王学有一定联系,又和王学有着本质的区别。

(四)泰州学派的发展和传承

  泰州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社会基础和诸种条件,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必然。清末民初袁承业说:“心斋先生毅然崛于草莽鱼盐之中,以道统自任,一时天下之士,率翕然从之,风动宇内,绵绵数百年不绝。”泰州学派的形成、发展过程,可大体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王艮开门授徒,逐渐形成泰州学派,是为开创时期;
  第二阶段,经过王艮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王栋、王襞、何心隐等的阐述、继承和传播、发展,是为泰州学派的兴盛时期;
  第三阶段,再经过四传、五传,以李贽为代表的思想、文艺领域、以徐光启为代表的科学领域,对泰州学派思想的发扬光大,掀起了一股股声势浩大的早期启蒙思潮,是为泰州学派的顶峰时期。
  泰州学派对晚明社会在思想、文艺、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辉煌的、为世人所称道的和永难磨灭的。据记载,泰州学派从王艮开门授徒至明末,五传,其弟子有姓名可查者达487人。其中载入《明史》者20余人;编入《明儒学案》者30余人。
  现将泰州学派的主要传人表列如下:
  王艮 颜 钧 何心隐 汤显祖 徐光启 徐 樾 王 栋 罗汝芳 焦 竑 袁宏道 王 襞 李 贽
  泰州学派五传、三个时期的著名代表人物的主要事迹是:
  1.王栋与王襞。王栋(1503——1581),字隆吉,号一庵,泰州姜堰镇人。王艮的族弟。曾师事王艮,得家学之传。先后任县训导、教谕、州学正。开门授徒,主持过泰州安定书院。王襞(1515——1587),字宗顺,号东崖。王艮的次子。九岁起,随父至会稽,游学于王守仁门下。守仁命襞师事王畿等,先后留越中近二十年,结交多巨儒硕士。王守仁死后,王艮回到家乡开门授徒,王襞成为其父的得力助手。王艮逝世后,他继承父业开门授徒,并先后在各地(包括泰州崇儒祠)讲学,“海内响应者,恍若心斋在焉”。襞还忠实地遵循父亲的嘱咐,不事举子业,终身不仕。王栋、王襞是王艮的左右手,他们在继承、发展王艮的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王艮、王栋、王襞,人们称为“淮南王氏三贤”或“淮南三王”。
  2.徐樾(?——1551)字子直,号波石。江西贵溪人。进士。先后任礼部侍郎、云南布政使。嘉靖七年、十年、十八年徐樾三次在王艮门下受业。王艮谓其内人曰:“彼五子(指王艮的五个儿子)乃尔所生,是儿(指徐)乃我所生”(盖指传道之得人)。王艮在j考察徐樾前后达十一年以后,乃于逝世前授徐以“大成之学”(经过改造了的、平民能够接受的孔孟之道)。王艮的次子王襞称:徐为其父“高第弟子,于父之学,得之最深“。据说,徐受业王艮门下后,曾有过辞官的意愿。后来,徐任云南布政使时,中土司诈降计,战死于沅江城下。
  3.颜钧(1504——1596),字子和,号山农。江西吉安府永新县人。从学徐樾三年,后又经徐介绍卒业于王艮门下。因而,颜亦得“泰州之真传”,颜本人也以“泰州正传”自居。颜在家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萃和会”,集自家、本族、同乡老壮男女近七百人,“讲耕读孝悌之学”,“士农工商皆日出作业,晚皆聚宿会堂”。在泰州学成之后,立即到江西南昌,招徕一千多名参加科场考试的学子,向他们宣讲“大成之道”。颜钧的种种言行,当道者惊恐万状。南京左都御使耿定向诱骗颜至太平府讲学将颜逮捕,“笞臀五十,不哀折,亦不转侧”,几被打死。颜被关在南京狱中,因无法定罪,难以重处,只得诬以“盗卖官船”罪,坐牢三年。颜出狱时年六十六,到九十三高龄病故,历时近三十年,坚持传道讲学,受尽人间颠沛流离之苦。此前,颜曾专程从江西至安丰场,为其师王艮守墓三年。当他听到老师徐樾战死的消息后,又孤身前往云南,辗转数年,终于寻得徐的碎骸,归而衤付 葬于安丰场徐师王艮的墓侧。
  4.罗汝芳(1515——1588),字维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在南昌听颜钧讲学时拜颜为师,为颜的得意门生。罗中进士后,不参加殿试和入朝做官,周游四方多年。以后,罗任过知县、刑部主事、知府、参政等,因在北京广济寺讲学,触怒张居正,被勒令解官\归里。罗对其师颜钧非常崇敬,颜被捕入狱,罗朝夕侍奉,且“揭词”鸣冤,变卖家产和募捐为颜“补赃”,终于营救颜出狱。
  5.何心隐(1517——1579),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拜颜钧为师。郡试中第一名。他本可以沿着这条坦道进入康庄的仕途;但他接受了泰州学(派的思想,“与闻心斋立本之旨”,拜颜钧为师,从此走上了“反封建斗士”的人生旅途,成为封建专制下的“叛逆”和“掀翻天地”的大无畏者。他学习其师颜钧在家乡办“萃和会”的举措,也在自己的家乡办起了“聚和堂”(聚,通“萃”;堂和会,义相近),进行理想社会的实验。何在聚和堂里,献出家财,“捐千金,购义田,储公廪”,并且“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族内子弟宿于祠、聚于祠、食于祠,过集体生活,享受平等待遇。“学成之后,冠婚衣食,皆在祠内酌处”。鳏寡孤独失所者,皆有所养。何心隐理想社会的实验,不仅打乱了封建等级秩序,而长期下去必然危及统治者地位的稳固。因此,县官以妨碍公务、诬蔑朝廷命官罪将何逮捕入狱,判绞罪,后改为充军。不久,被友人程学颜营救出狱。以后,程学颜入京供职,何亦随程进京。在京师何结识了颜钧的另一个弟子罗汝芳和耿定向等重要人物,并通过耿的关系与张居正(时任国子监司业)会见于显灵宫。何、居二人见面,观点、情绪尖锐对立。事后何预感地说:张这个人“异日必当国,当国必杀我”。在北京,何还策划计杀奸相严嵩,不成,改名易姓(将梁汝元改为何心隐)南避,飘泊讲学近二十年。这时,万历帝起用张居正"为相,张为挽救明王朝的危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对人民也实行了严厉的统治,如毁天下书院,禁聚徒讲学;下令“得盗即斩”;推行税役合并为“一条鞭法”等。对于张的这些措施,何心隐大加反对,声言要入都“持正义,逐江陵(张居正,江陵人)去位,一新时局”。张、何的冲突达到白热化。何被统治者称为“妖人”、“逆犯”、“盗犯”、“奸犯”,张示意四处缉拿何。万历七年(1579年),何62岁。他在祁门学生胡时和家中被逮捕,解到武昌狱中。见巡抚,何“坐不肯跪”,“择健卒笞之百余,干笑而已”。何宁死不屈,终被杖毙狱中,肆尸都市。在何被捕期间,泰州学派许多重要人物对其进行奔波营救:有的为他辩冤,有的变卖家产营救,有的愿舍身替死,特别是何的学生胡时和从祁门一路陪同押解到武昌,死后为之收殓尸骨,并遵遗言将何与其好友、以前的救命恩人程学颜合葬。
  6.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号澹园,南京人。高中进士第一。师事王襞、罗汝芳,“尤笃信卓吾(李贽)之学”,是明代晚期的著名学者,以博学多才称著于世。参加主持会试时,曾慧眼擢选大科学家徐光启于“落榜生”中。享年八十。
  7.李贽(1527——1602),号卓吾,又自称温陵居士……,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本姓林,因三世祖被统治者杀害,族人改姓李。李贽在考中举人后就不再赴考。在南京,李拜来此讲学的王襞为师。李在五十三岁时就弃云南姚安知府(四品)官职归隐。他为官清正廉明,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在他为官期间病饿而死。李贽发展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穿衣吃饭是人伦物理”和“人即道”、“人必自私”的命题。泰州学派的思想,发展到李贽,进入了更全面、更成熟、更系统、也更激进的阶段,亦即顶峰阶段。李贽一生反对封建道学,他提出了一系列与传统观点相背离的思想和主张,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颇带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汉)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他针对尊孔派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说教,讽刺地说:“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孔子而后足也”,他说:《论语》、《孟子》等书,是孔孟的“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前遗后”的东西。他把官吏比作老虎、娼妓,说:“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者吞人畜,小不遗鱼虾”。“满朝奸臣,不如一娼”。他说: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李贽一生的著作,数量十分巨大,达几十种之多。其代表作有《藏书》68卷;《续藏书》27卷;《焚书》6卷;《续焚书》5卷。对于李贽的言论和著作,统治者恨之入骨,骂他为“狂诞悖戾”、“剌谬不经”、“左道惑众”、“不知尊孔子家法”,是“人妖”、“妖怪之物”、“异端之尤”、“猖狂无忌惮的小人”;不仅如此,他们还对李极尽了迫害之能事:以“大坏风化”之名,驱逐他出境(麻城),拆毁他寓居多年的芝佛院。好心的人劝李避走,李毫无怯意。说:“若要我求庇于人,虽死不为也……盖人总有一死,无两个死也”。“欲以法治我则可,欲以此吓我他去则不可……若我去告饶,则不成李卓老矣……故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身不可辱”。争斗到最后,最高统治者——万历帝亲自批示:“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万历三十年(1602年)李贽七十六岁。他带着不支的身体,跋涉数千里、冒着大风雪投奔家居北通州的、生死与共的挚友马经纶家(马字诚所,官御使,因触怒万历帝,被贬斥为民,回北通州家居)。李这时心力交瘁,本想在好友处平静地了却此生(他在去世前一月,写下了《李卓吾先生遗言》),但是他终于在这年的三月间被捕了。大金吾审讯时,衰弱不堪的李贽,由“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问:“若何以妄著书?”李答:“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表现得一点也不屈服。由于不堪侮辱,李贽在狱中趁给他理发之机,夺剃刀自刎,次日,这位向旧营垒冲锋陷阵的勇士才气绝。马经纶依李遗言,把他安葬在北通州北门外,墓前立了一块一丈多高的石碑,并遵嘱请焦漪园书写墓碑。李贽生前死后,统治者还先后下令将他的著作“尽行烧毁,不得存留”;结果是“卓吾死而书愈重”,他的思想和著作,像一颗划破黑压压长空的光灿明星。
  8.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江西临川人。进士。任过知县。师事泰州学派重要人物罗汝芳。他的作品十分丰富,除创作西戈剧《牡丹亭》这一千古名篇外,还留下200多首诗和几百篇文章。
  9.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六休,湖北公安人。二十四岁中进士。先后任过知县、教授、助教、礼部主事、吏部郎官等。他和兄袁宗道、弟袁中道都是晚明的著名文学家,世称“公安三袁”或“公安派”。在公安三袁中,以袁宏道的成就最高。袁宏道是泰州学派重要人物焦 的学生,又自称是李贽的弟子。公安三袁以反对嘉靖年间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称著于世。
  10.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万历年间徐光启参加顺天会试,罗汝芳的学生焦 任副主考。焦在落卷中得徐光启卷,阅而奇之,拍案叹曰:“此名世大儒无疑也”。毅然将名落孙山的徐光启拔至第一名。七年后,徐又高中进士,选庶吉士(进士中之优者)。历任翰林院检讨、詹事兼河南监察御使、礼部主侍郎(督领修历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等职。徐在我国首先提出学习“西学”、“会通中西”以求富国强兵的主张。他是开向西方学习风气之先的第一人。他的著述和翻译作品很多,主要有《农政全书》60卷,并与意大利人利玛窦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等。同徐光启一起学习、研究西洋科学的还有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徐光启提出的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主张,较清代思想家、文学家魏沅(遵林则徐嘱,编《海国图志》,)提出的“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思想,早两百多年。

(五)王艮的著作及其墓祠

  1.王艮的著作:
  王艮讲学传道,一般都是当面口传心授,不假文字和笔舌谆谆。他为什么采用这样的传道方式呢?可能出自下列因素:一、王艮是灶丁出身,在青少年时读书甚少,以后虽自学有成,但他却不喜著述,严格说来,写作恐非其“强项”,尚不能到“倚马万言可待”的熟娴地步;二、王艮自许为他学的是二千年来未有的“绝学”,这,劳动大众视之“若久旱之望云霓”,而统治者却视之为“左道”,城府颇深的王艮,恐“言易招非”、“以文取祸”,留下“不妥”的文字易“授人以柄”,因而,他留下的文字就相对地较少了;三、王艮讲学传道的方式,有别于正宗儒家的传统方法,而是将儒、释、道的思辨方法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儒家的“心性”(如“于无字处读书”),道家的“感应”,特别是)佛教禅宗提倡的“顿悟法”,则为王艮所长期修习和身体力行。
  现在我们见到的王艮著作,除其后裔及门人辑录整理的王艮语录外,尚有王艮本人撰写的《鳅鳝歌》、《复初说》、《明哲保身论》、《乐学歌》、《天理良知说》、《孝悌箴》以及《安定书院讲学别言》、《格物要旨》、《勉仁方》、《与南都诸友》、《大成学歌》、《均分草荡议》、《王道论》、《答徐子直书》等名篇。有些著作,王艮的门人誉之为“百世不易”之作,但从其篇幅来看,多为数百字的短文,最长的文章也止一二千字。上述语录和著述,经王艮的子孙及其门人陆续整理增订,曾有不少刊印本行世。据记载,在明代就有五种刻本,清代和民国又有几个刻本。现在明刻本多已散失,存世的有一些清代和民国年间的刻本。
  泰州图书馆创建于民国十一年(1922),已有90年的历史,藏书近30万册,其中古笈5万册。它们历来重视本籍人士著作和地方文献的收藏。该馆现藏王艮的著作基本上包罗现存的这方面的著作。现录出:
  ⑴《三贤全集》。明崇祯时刻,清重修印本。含王心斋文集6卷,疏传合编2卷,一庵先生遗集3卷,东崖先生遗集2卷。
  ⑵《王心斋先生全集》。民国铅印本,东台袁承业编订,5卷。附一庵、东崖遗集及四先生残稿。
  ⑶《王文贞公集》(门人焦竑等曾私谥王艮为“文贞”)。清嘉庆21年王世丰重刻,2卷。
  泰州图书馆还藏有泰州学派传人罗近溪(汝芳)、韩乐吾(陶匠韩贞)等人的著作。
  此外,泰州、盐城两地,近年来均加强了对王艮与泰州学派的研究力度,先后开展了研究泰州学派的系列活动,写出了数量可观的文章,辑印成书的有:泰州《泰州学派学术讨论会纪念论文集》(1986年);盐城林子秋、马伯定、胡维定合著的《王艮与泰州学派》(1999年)等。这些论文和著述,对研究王艮与泰州学派者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2.王艮的墓祠:
  ⑴王氏墓碑。王氏家族墓地座落于安丰镇的下灶村。当年墓共八座,东西排列。中为王艮之父王守庵墓,右为王艮墓,余为王艮兄弟墓。墓后有弧形小土山,长约30米,高20余米,名“贤人山”。墓前有两块石碑:一为王艮家族墓碑,刻王艮兄弟七人及其父王守庵姓名;一为王艮次子王东崖(王襞)墓碑,刻“明理学贞儒崇祀乡贤八世祖王公东崖之墓”。上述王氏墓葬,在“文革”的浩劫期间,均遭平毁,荡然无存;仅遗的两块墓碑也被生产队挖去做了水沟上的踏脚板。拨乱反正后,石碑为安丰镇文化馆收藏。现在,安丰镇人民怀着对乡贤崇敬的心情,正在本镇公园内辟“心斋园”,重建王艮、王东崖父子墓於其园内。
  ⑵安丰王氏宗祠。王艮在安丰场月塘河有园一所、讲堂三间。门人林东城、御使洪垣(觉山)助银为王艮增益讲堂三间,东西掖房各五间,构成“东淘精舍”,命名讲堂为“勉仁堂”,供先生讲学和来访学生居住之用。王艮逝世后,改建为“王氏宗祠”。明末清初,东台布衣学者、诗人吴嘉纪(吴的祖父吴凤仪是王艮的学生)曾写有《谒勉仁堂》诗。这些建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逐渐烟没无存。现在,安丰镇人民正着手重建“东淘精舍”,以资作为对王艮的永久纪念。
  此外,安丰镇文化馆内,遂竖立了一尊王艮全身塑像。
  ⑶泰州崇儒祠。位于泰州五一路西段,古光孝寺西侧。始建于明万历四年(1576年),祀王艮。以后多次修葺、扩建,数百年来,一直为讲学之所。解放后改作民居。1986年恢复崇儒祠,进行了大修:第一进是重建的,其余三进均系原房修复。现在主要建筑四进:第一进为大门,上嵌“崇儒祠”石额,门外两旁立石鼓,砌八字墙;第二进为“立本堂”;第三进为“乐学堂”,东墙廊壁上嵌万历七年(1579年)《心斋先生祠堂记》石碑,西墙廊壁嵌重修出土的明李春芳所撰残碑;第四进为“贤人堂”,奉新塑王艮半身胸像及新刻大理石质王艮《乐学歌》等。泰州学派纪念馆设于此十多年。
  ⑷姜堰王氏宗祠。位于姜堰镇东后街。始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年),以后重修过。祀泰州学派重要人物、王艮族北王栋。祠堂轴线建筑为三进:第一进为门厅;第二进为大厅;第三进为大殿。“大殿”的西侧遂有一进配殿与大殿并列,为“三贤祠”,祀王阳明、王艮、王襞。祠堂内曾刻有王栋像,泰州学派重要传人罗近溪(汝芳)曾有 像诗,像早已烟没无存,祠亦改作民居。在最近的旧城改造中,姜堰市政府领导批示对王氏宗祠这所明代建筑予以保护,正着手修复为研究泰州学派和纪念王栋的活动场所。

(六)历史对王艮及泰州学派的评说

  领一代思想领袖风骚、占中国哲学史一席之地的王艮及其所创的泰州学派,自形成至今,人们对它的评说仁智互见,褒贬不一。撮其要者:
  《明史·儒林传·王艮》中说:“王氏(指王守仁)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王)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上”。
  王艮的再传弟子李贽(李为王艮的仲子王襞的门生)在《续藏书·王心斋公艮传》说:王艮“晚作格物要旨、勉仁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又在《为黄安二上人大孝文》中说:“盖心斋(王艮)真英雄也,故其徒亦英雄也……一代高似一代”。
  硕儒黄宗羲在其巨著《明儒学案》中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指王艮)、龙溪(指王畿)而风行天下……泰州以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黄宗羲对王艮虽作了若干肯定,但出于与泰州学派观点上的差异,以及对王(守仁)学的“修正”(王主“心”,黄主“气”,但黄又认为“心即气”,因而有人谓黄为王学的“修正派”),他不仅不无偏见地在撰著《泰州学案》时,并非疏忽地只字不提几乎与他同时代、轰动全国朝野的“异端”人物李贽(李1602年弃世,黄1610年出生),更谈不上提及泰州学派晚期(李贽的弟子、再弟子)进步、革新人物汤显祖、袁宏道、徐光启等,而且攻击谩骂泰州学派传人为“小人之无忌惮”者。
  史学家翦伯赞(1898-1968)在《中国史纲要》中说:“以王艮……等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不仅对程朱理学更加反对,而且对君主专制政体和封建理教也给予尖锐的抨击……他的学说……甚至被统治者目为‘异端之尤’。”
  史学家白寿彝(?-2000)在《中国通史》中说:王艮“创建的泰州学派,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个具有早期启蒙色彩的学派”。“他所创建的富有平民色彩的理论,虽不能摧垮专制的封建统治,亦无力冲决封建伦理纲常的藩篱,但是他的闪烁着启蒙色彩的理论,他以‘万世师’自命的‘狂者’风格和鼓动家、传道者的热忱,以及从事平民教育、传道讲学而终身不入仕途的‘气骨’,却深得下层百姓的拥护,而且成为泰州学派的思想传统”。
  史学、思想、教育家侯外庐(1903-1987)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说:王艮“这种学说在下层社会广泛传播,其学说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非常明显的。”又在《中国思想史纲》中说:“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的第一启蒙学派。”
  史学、哲学家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说:“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沿着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向更彻底的方向发展……它的社会作用是消极的”。他“使王守仁一派学说在下层人民中得到传播,为统治阶级在劳动人民中起了麻痹的教育作用”。“王艮出身于劳动人民,他……明确地站到大地主阶级立场上去了”。“王艮这样的阶级调和论……只能是瓦解人民的革命斗志,方便大官僚地主阶级”。“王艮的学说,……不触动封建主义一根毫毛,……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王艮他们这伙人,……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是明朝中叶的一个‘武训’”。“泰州学派……他们的哲学思想,本质上是反动的”。
  哲学家杨荣国(1907-1978)在《简明中国哲学史》中说:“王艮思想有接近劳动人民的一面,他反映出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的若干愿望和利益,但是有严重的弱点,就是对统治阶级仍然存在幻想,宣扬阶级调和论的观点。……因此,不管他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是起到麻痹劳动人民革命斗志的作用”。
  哲学家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史纲》中说:“王艮的门人所谓泰州学派,尤勇于任事,依其良知,敢作敢为。此派流弊则是狂放空疏。一切都不研究,只凭意见。这些王学左派又多好禅学,结果流为狂禅。但是,张岱年近年在《王艮与泰州学派·序》中说:“泰州学派是明代后期的一个独特学派。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出身平民,是一个平民思想家”。
  哲学家汪奠基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中说:“李贽和王艮都是所谓‘王学’的左派。他们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反对盲目‘愿学孔子而不问是非’的虚伪传统,认为‘百姓日用即道’,真理就在现实生活的认识中”。
  哲学家肖 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认为:泰州学派“闪烁着主体功能性的思想光辉”。
  哲学家黄宣民在《王艮与泰州学派·序》中说:“泰州学派是明代中叶崛起于民间的一个儒学派别。”有人称之为王学左派,也有人称之为民间儒学派,我们称之为平民儒学派。它的创始人王艮,“由一个识字不多的灶丁,终于成为著名的泰州学派的开山祖,这不单在当时儒林中独树一帜,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近现代其它的许多历史、哲学著述中,还有很多有关王艮和泰州学派的评述就不赘絮了。总的看来,对泰州学派的肯定是多数、是主流、是占主导地位的;但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绝大多也是中肯的。种种评说,孰正孰偏,后学者无能也无可能有此篇幅一一加以“再评说”。我想,有一点似应提出的:即个别贬抑之词的提出,是适逢“史无前例”的年代,在空前的政治压力下,对沾了一点“儒”字边的历史人物(包括王艮在内), 不得不违心地挞伐一番,以示自己坚定地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这还是有可能的。
  历史已经迈进思想无比活跃、科学文化无比昌盛的二十一世纪,对于王艮与泰州学派,应从实际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公正、公平、公允地给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王艮出身贫苦劳动人民,他终身布衣不仕,始终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他是与下层劳动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他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具有反封建专制、反封建道德传统、反正宗圣教的战斗精神和人民性;在王艮的学说中,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不完全成熟的社会平等、个人自由、个性解放等思想主张。王艮是我国“早期启蒙思潮的先驱者”;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王艮与泰州学派的这种思想特征,对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影响。鸦片战争以后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改良运动,也不无受到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
  当然,由于时代、阶级以及认识等方面的局限性,王艮与泰州学派也存在一些弱点和缺陷,如对封建专制认识和斗争的不彻底性、对传统圣学的妥协、对社会活动和斗争方式方法上的“怪异”等,但是,“瑕不掩瑜”,王艮与泰州学派的光彩是永照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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