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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记》——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

文章来源:东台党史方志 发布人:admin 点击率:1547 发布日期:20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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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记》——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
  倪士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8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为了落实国共两党签定的《双十协定》⑴,当年秋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一师部队主动从苏南、浙东、浙西北撤到达苏中东台等地休整。苏中区党委调苏中军区前线剧团,在东台城中山剧场演出《甲申记》招待官兵。50多年后的1998年4月,在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主演陈圆圆的陈均等新四军老战士编辑出版了《<甲申记>演出纪念文集》。几十年来,无论是演职人员还是观众,一提起《甲申记》都是赞不绝口,感慨万分。一出《甲申记》,何以赢得如此赞誉,且又令人回味?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时期,在反腐倡廉的新形势下,我们回顾与研究《甲申记》编演经过及其产生的巨大影响,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层面来看,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甲申记》编演的时代背景
    1644年是农历甲申年,明王朝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推翻,而李自成仅仅做了42天皇帝,又被迅速灭亡。三百年后的1944年,国民党御用文人以研究明王朝灭亡的原因为名发表文章,企图用李自成起义军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叫嚣“攘外必先安内”。这时,在国民党统治中心战斗的郭沫若⑵立即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对国民党御用文人的论调,作了有力的驳斥和回击。文章初稿于1944年3月10日写成,经董必武审阅,于3月19日至22日在《新华日报》连载。但是,国民党政府却对《甲申三百年祭》的发表非常恼火,指责该文“影射当局”。1944年3月24日,《中央日报》还专门发表了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攻击郭文“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国民党当局的指责和诅咒并未能阻挡这篇文章的巨大影响,反而更清楚地暴露出其虚伪和腐败的本质。
    《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发表时,国内外形势进一步好转,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开始走向胜利的关键时刻。经过长期的艰苦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军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敌后战场开始了局部反攻,抗战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在新的形势下,克服革命队伍中滋长的自满情绪,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和借鉴李自成农民大起义失败的教训是夺取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并进而战胜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必须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重大课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非常重视《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新华日报》刊出之后,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全党全军作为整风文件认真学习。通知指出《甲申三百年祭》“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功劳多大,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的《学习和时局》的演讲中,特别讲到这篇文章,并深刻阐述了《新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的深远政治意义。毛泽东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借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⑶接着延安《解放日报》于4月18日、19日转载该文,并发表按语,说明转载的目的是帮助同志们整风。此后不久,延安又出了单行本。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再次肯定了《甲申三百年祭》,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⑷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当时学习的许多文件中,毛泽东特别要求干部必读《甲申三百年祭》。各地都出版了小册子,在解放区的革命干部和国统区的进步人士几乎是人手一册。
    然而,对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高瞻远瞩,并不是所有同志一下子就能深刻理解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了配合党的整风运动,以《甲申三百年祭》为题材,运用文艺这一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失败的经验教训搬上舞台,编演一出历史剧,对广大官兵和地方干部开展思想教育,无疑成为各个解放区中共党组织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当务之急与首要任务。因此,《甲申记》也就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了。
    二、《甲申记》的编演经过
    苏中公学是苏中区党委专门培养连以上干部的学校,当时校部驻水乡偏僻小村的宝应县金吾庄,1944年6月1日开学,夏征农时任教育长⑸。《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下发后,苏中公学在组织学员学习的同时,决定编写创作一部历史剧《甲申记》,以配合整风运动。夏征农提出全剧创作方针与总体要求,教育科长吴天石⑹写出故事梗概,一师战地服务团(剧团)沈西蒙⑺执笔,3人共同编写创作,王啸平⑻担任导演,从编剧到演出不过1个多月时间。全剧为五幕古装历史话剧,由苏中军区前线剧团演出。剧中《征潼关》、《劝赈歌》、《庆元宵》、《祝太平》、《迎闯王》、《圆圆曲》等插曲,吴开石作词,音乐家沈亚威⑼作曲。词曲脍灸人口,演出后即在当地和干部战士中流传,特别是《圆圆曲》几乎人人会唱。不少当年看过此剧的人,至今仍能哼唱其词曲。
    《甲申记》的编写创作体现了剧作者高度的政治性,始终围绕“李自成农民大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这一主线而展开,以期达到教育之目的与效果。夏征农1945年3月19日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说,“这个剧本的演出,能够使观众从中得以从历史的教训中,引起对今天时局的更大警惕,就算是我们的收获了!”编剧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广大观众受到教育,吸取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在胜利面前莫要“昏昏然”,始终保持其清醒的头脑,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编剧之一的吴天石当年也撰文说:“我们的剧本题名为《甲申记》,《甲申记》者记‘甲申’年之事也。记崇祯之祸国殃民,记李自成之骄傲致败。我们把历史从舞台上请观众来判断功罪。我们希望看过戏的人,一方面对崇祯这样的民族罪人加深了解,另一方面对三百年前农民革命留给我们的教训,加深警惕。”当然,要把极其复杂的史实,以戏剧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及高度的戏剧修养是不易成功的。剧作者以《甲申三百年祭》为题材,以《明季北略》及《通鉴辑览》作参考书,紧紧把握着以历史还历史的创作方针,真正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全剧的布局结构及材料的处理上,完全是采取的对比法:把黑暗与光明对照起来;把崇祯与李自成,崇祯的官僚统治与在饥饿中的广大人民,崇祯皇朝内部的忠与奸对照起来。对于李自成后来的昏昏然,有着充分的暴露。也特别表现了李岩、宋献策和真正的农民张正才等几个清醒人物,剧本从编写到演出修改达5次之多。
    《甲申记》的排练也面临诸多困难,首先是演员,主配角近40人,从战地服务团和苏中公学的学员中挑选文艺骨干,加以辅导与培训;没有舞台,在广场上垒起土台子;没有服装道具,走访民间的戏曲剧团,商借古装戏袍,发动演员自己动手,仿制“宫服”、“朝靴”和农民起义军的“戎装”;没有灯光设备,反复试制灯光箱,在汽油灯上蒙一彩式玻璃纸,宣染气氛。
    《甲申记》于1945年5月4日在苏中公学校部为苏中青年代表会议首演,然后在其驻地附近及东台城、如皋城、阜宁罗桥及淮阴等地演出共50多场,其中演出时间之长,场数之多、影响之大,当数在东台城的演出。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台县城一时变成了苏中军区的军政中心。为了欢迎粟裕司令、叶飞、钟期光率大军胜利北撤,苏中军区管文蔚司令以《甲申记》慰问部队。《甲申记》阵容强大,又是古装大戏,插曲优美动听,首场演出就轰动东台城乡,人人争相观看,有的人连看几场还不满足,当时东台县公安局也不得不组织人员维持秩序。结果连演数日不下,演出一演再演,盛况空前。据1945年编印的《<甲申记>演出特刊》记载,从10月28日至11月19日连演17场,观看的北撤官兵及东台县各机关和地方人士达25000多人次。为了配合演出,东台电灯厂每天延长至12点,每晚多消耗油两担,计七千元(当时的货币)。
    三、《甲申记》编演的重大意义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身处重庆国统区的历史学家、思想家的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大力推崇,作为整风文件,历史证明这是极具政治远见的深谋远虑。而身处苏中农村水寨的夏征农、吴天石、沈西蒙及演职人员编演《甲申记》,一篇文章,一个故事,一出戏,具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以爱国爱民、忧国忧民之心,借历史教育今人。因而,《甲申记》一经演出,就在党的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一、《甲申记》的编演,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华中戏剧运动中的成功之作。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犹如精神灯塔,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新的任务。他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又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1944年,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犹如在国统区投下了一颗震天雷,振聋发聩。与《讲话》发表仅仅只有两年时间,夏征农等人正是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审时度势,运用文艺武器,编演《甲申记》,以此来唤醒与教育人民大众,取得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无独有偶,战斗在盐阜和淮海地区的文化人阿英⑽和李一氓⑾,也不约而同地以《甲申三百年祭》为蓝本,分别创作出大型古装历史话剧《李闯王》和新编大型京剧《九宫山》,并分别由新四军三师八旅文工队和淮海区实验京剧团排演。1946年4月,三剧同时在淮阴、阜宁等地举行会演,引起相当大的轰动,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它是解放区所特有的文化现象,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华中戏剧运动中的成功之作。在抗日战争胜利进城,又转入解放战争年代的转折关头,针对可能出现的倾向,各地运用史论《甲申三百年祭》,编演戏剧,深入思想教育,搞好思想练兵,已成为光辉的篇章载入史册。而演出《甲申记》的前线剧团,始终发扬优良传统,虽经多次整编,“前线”的牌子一直保留至今,成为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
    第二、《甲申记》的编演,配合全党整风运动开展思想教育,对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上了一堂形象通俗而又生动的大课。全剧歌颂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胜利,但也尽显进城后农民起义领袖被胜利冲昏头脑,斗志松懈,腐败蜕化的场景,充分揭示了这支起义军从胜利到失败的沉痛教训,造成了千古悲剧,这正是对即将胜利的人民革命大军馈赠的一帖及时清醒剂。新四军一师、苏中军区直属队以及各个连队、学校的官兵、学员观看《甲申记》后,专门组织漫谈,讨论反省自己。抗战后,有不少官兵以为胜利了,甚至有的人认为可以打起被包回家“享太平”了。某团干部说:“过去老是在口头上讲讲,就是听不进去,看了戏才恍然大悟,那种享乐的思想实在要不得。”当时出版的《<甲申记>演出特刊》曾登载过一位部队干部的观后感说:“原来我以功臣自居,因打过不少仗,没有受到提拔而产生不满情绪,经过整风学习,最近又看到了《甲申记》,使我认识到居功自傲的错误和危险性,克服了不满情绪。我一定牢牢记住,永远不当刘宗敏。”各级部队干部,不摆功劳,不计得失,正确对待职务的高低,顺利完成了整编工作,为苏中战役和淮海战役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思想基础。半个世纪后,许多老同志回顾过去深情地说:“1945年和1949年的两次进城,我们所以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就是闯王进京的教训和毛主席‘丙个务必’的教导,在我们这一代人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时任东台县公安局长张复回忆说:“观看<甲申记>深受教育。县委、县政府机关开展小组漫谈,要求干部以史为鉴讨论、检查‘刘宗敏思想’,并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加以纠正。当有人居功自傲时,就向他敲警钟,不要学刘宗敏,昏昏然,纷纷然。同时,清查违法乱纪行为,严加处理。当时东台解放不久,妓院尚未取缔,执法队拿着狎客簿到妓院查夜,每发现干部战士嫖娼,一律拘捕。那时我们津贴很少,如果在茶馆酒楼发现有谁饮酒作乐,就押回审查,查他是否贪污勒索,是否在战场搜腰包。有一镇长吸食毒品被查获,经公开审讯后将其枪决,确保革命队伍的纯洁。”
    第三、重温《甲申记》的编演,今天仍具有极其现实而又深远的教育意义。江苏南通的一位老同志胡觉民曾于1945年5月4日出席苏中青年代表会议,他说:“观看《甲申记》所受到的教育几十年来总是铭记在心。每当在工作中取得成绩的时候,总要回想起《甲申记》,告诫自己和部属任何时候都不能骄傲,不能当李自成,不能学刘宗敏,《甲申记》成了长鸣警钟。”曾在苏中观看过《甲申记》的贵州的一位老同志,前几年将剧中所有插曲的唱词全凭记忆背下来,几十年岁月流逝,仍然记得相当准确,居然一字不差。东台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吴廷青说:“1945年东台城解放时,我还是个刚进小学的儿童团员,我们小伙伴一天几次到前线剧团住地,看排演,学唱歌。今天,《甲申记》里的插曲字字句句我全没忘,对我的教育终生难忘。”《甲申记》其影响力,可见一斑。在《<甲申记>演出纪念文集》首发式上,夏征农已95岁高龄,他语重心长地说:“在胜利面前要戒骄戒躁,切莫重演明末李自成农民革命的历史悲剧……”
    江泽民总书记在任时,在与省、市、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座谈时说:“我们必须跟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一天也不能脱离群众。我们快进城时,演<甲申记>。这个戏里有首歌,是陈圆圆对着李闯王的大将刘宗敏唱的,歌词是:‘今朝呀今朝,旧江山换了新主,正要把基业稳固,莫因妾逼反了儿夫。’当时这个歌词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就是我们进城接管,不要一道宫墙和人民隔绝了。这个历史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现在,我们党强调要发扬优良传统,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包括廉政,这是很有深刻意义的……”江泽民同志在50年后重提《甲申记》,这是对全党的警示与殷切希望。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十七届七次全会上强调:“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进一步坚定信心、加大力度,继续把反腐倡廉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做出成效。”《甲申记》是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今天我们重温《甲申记》,就是要以史为鉴,不当李自成,不做刘宗敏,永远做一个头脑清醒的革命者。
    (作者简介: 倪士干 东台市委党史工办原副主任)
 
注释:
⑴《双十协定》,又称为《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旨在结束国共分裂局面,建立民主政权而发表的会谈纪要,全称《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签定于1945年10月10日,是在重庆谈判之后两党达成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份协议。
⑵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时任中共领导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著名文学家,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学者,社会活动家。著述颇丰。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中国新诗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公认的文化领袖。
⑶《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901——902页。
⑷《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1页。
⑸夏征农(1904—2008),江西丰城市人。曾任新四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中共苏中四地委宣传部部长、苏中公学校长、苏中建设大学副校长、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部长。建国后,任中共济南市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中共山东省委、济南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社联、文联主席,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大学首席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辞海》、《大辞海》主编。
⑹吴天石(1916—1966),江苏南通人,时任苏中公学教育处副主任兼宣教科长,建国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兼教育厅长、党委书记。
⑺沈西蒙,1919年出生于上海,著名剧作家。1941年2月任鲁艺华中分院院部秘书兼戏剧干事,新四军一师服务团戏剧部主任等职。建国后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兼任总政文工团团长,南京军区文化部部长,上海警备区副政委等职。 
⑻王啸平(1919——2003),著名导演艺术家。祖籍福建同安,出生于新加坡。早年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回国后继续从事抗战宣传工作。建国后,曾在华东军区政治部剧院、总政驻南京话剧团、南京军区政治部话剧团、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及江苏电影制片厂、江苏省话剧团等单位担任编导与领导工作,1962年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导演。
⑼沈亚威(1920-1992),江苏吴兴人,作曲家。历任前线歌舞团团长,南京军区文化部部长,江苏省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第四届副主席、江苏分会副主席等职。
⑽阿英(1900-1977) ,即钱杏邨,安徽芜湖人。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从芜湖逃亡到武汉后到上海,长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与蒋光慈等发起组织“太阳社”,编辑《太阳月刊》、《海风周报》等。抗日战争期间,在上海从事救亡文艺活动,曾任《救亡日报》编委,《文献》杂志主编。1941年去苏北参加新四军革命文艺工作,并参与宣传、统战工作的领导。
⑾李一氓(1903-1990),四川省彭州市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名诗人和书法家。
【2012-11-7 15: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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